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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兵锋所指，所向披靡，盛极一时；同日，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明朝宣告覆灭。 但是仅仅一年时间，大顺政权竟然土崩瓦解，寸土不存，李自成本人也惨遭兵败身死，兴亡转换，就在倏忽之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那么，在这一年之间，天下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李自成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的失败，和陈圆圆、吴三桂是否相关？在阅读顾诚先生所著《南明史》时，我们对李闯的经历稍作总结，希望能从中学到一两分经验教训。 一、追赃助饷 大明朝廷将李自成斥为“闯贼”、“流寇”，但是，大明百姓却将之视为“救星”。 在电视剧《碧血剑》里，袁承志投奔闯王，曾经听到小朋友在传唱一首民谣：“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欢天喜地迎闯王！” 本来以为这就是个政治宣传，没有料到这是真的，闯王来了，真的不用纳粮。 明朝末年，时运不济，遇上冰期，天灾不断，与此同时，为了应对辽东战局，朝廷先后开征“辽饷”、“剿饷”、“练饷”，苛捐杂税众多，各级官员上下其手，百姓惨遭鱼肉，苦不堪言。 此时，听闻闯王来了不用纳粮，简直就像救星一样，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 时人记载： “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 “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人民群众，就像盼望过年一样，引领西望，期盼闯王。即便大顺军兵败山海关，无奈西撤，“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 在短短两三个月里，各地望风归附，大顺政权几乎没有遇到强烈抵抗，就顺利接管了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部分地方； 北京破城之日，就连在京官员，也是叛降如云，南明史可法无不愤慨，“在北诸臣死结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根据顾诚先生书中统计，明朝在京中央官员约有二三千人，追随崇祯，死节自尽，只有二十个人。 但是，问题来了，百姓不纳粮食，财政收入从何而来？ 大顺政权在财政上，完全依靠“追赃助饷”。 “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脏也。” 大顺政权为了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并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针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军队和政权经费需要。 顾诚先生列举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在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统治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之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开展追赃助饷，比如： ·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 ·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 ·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通索乡绅，名日助饷”； ·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 ·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 ·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响银，毁坊扁，免荒税”； ·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史，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 ·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响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 ·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貲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 ·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貲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 特别注意，追赃助饷政策原本只是针对明朝藩王、官员，针对他们鱼肉百姓、所得不义之财，但是在执行上，“渐及富户”，打击范围不断扩大。 四月初八，李自成发现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旋即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脏与否，一律释放，但是，各地追赃活动仍然一直延续，直到大顺军队战败西撤。 追赃助饷，虽然具有革命性质，但是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此时，大清龙兴，窥视中原，满汉民族之间成为主要矛盾，汉族内部阶级斗争，只能作为次要矛盾，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抗战胜利。 顾诚先生认为，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 官绅地主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国贼”李自成当做新的靠山。 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清政权的阵线。 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只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都处于被打击的地位。 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摄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是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追赃助饷政策，甚至直接导致平西伯吴三桂倒戈。 闯王攻破北京之时，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吴三桂已经决定弃暗投明，撤入关内，山海关防务也由李自成派来的定西伯唐通接管。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行至河北省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 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赔； 二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 三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顾诚先生分析认为，真实情况已难考定，不过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寒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 二、忽视辽东 山海关外，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投降了大顺政权，大清趁机派遣郑亲王济尔哈朗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一来，大顺和大清之间，就形成了隔关对峙的局面。 早在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来告大顺军已经占领陕西”，多尔夜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 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虽然将清廷来信一事报告了李自成，但是大顺军领导人对清廷统治者急切于分享胜利果实的企图并没有给以重视，没有意识到大清政权已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 李自成在招降了辽东和关门明朝官军之后，似乎认为京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对清廷出兵干涉的危险毫无认识。 当时，在李自成身边，军队总数大约十万，受封侯爵的大将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谷英，这还不算明朝投降的军队，兵力十分可观。满清倾国之力，也就十万军马。 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将马重信为节度使，唯独在山海关一带，没有派遣嫡系大将镇守，只是派了几天前、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总兵唐通，率领本部八千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防守兵力最多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 顾诚先生分析，从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以及派遣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本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李自成显然麻痹轻敌，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然而就在大顺攻破北京同一时间，清廷决定趁大顺军立足未稳，迅速出兵，“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成功占领山海关外，并且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 三、山海之战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三桂改变立场。 四月初十左右，大顺政权得知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 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留下一万老弱守城，其余十万大军，进发山海。 但是，行至三河县，却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在这关键时刻，李自成再次受骗了，派出使者去山海关同吴三桂谈判，随即放慢进军速度。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西。这时，吴三桂已经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战斗准备，除了武力解决，已经没有招降余地了。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山海关战役开始。李自成为了全歼关辽兵，防止吴三桂部被击败后引残部出关降清，做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遗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 双方激战一昼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有不支之势，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 吴三桂见情况危急，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请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统率的七八万清军，已在二十一日晚驻扎在关外十里，二十二日晨推进至关外二里，接见吴三桂之后，让其以白布系肩为号，区分敌我，兵分三路，以逸待劳，大败顺军。 四月二十六日，大顺军退回北京，李自成曾经考虑据守坚城，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 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因为精锐部队折损严重，其他主力部队分别驻守陕西、河南、荆襄等地，无法赶来支援，一旦清军围城，大顺政权主要领导，就被瓮中捉鳖； 而且，明朝刚刚覆亡，敌对势力很难清扫干净，容易里应外合；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队败阵面回，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最终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 大清方面，四月三十日晚，多尔衮在蓟州得到消息，大顺军已经撒离北京，立即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 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大军，由朝阳门进入北京。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很快，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 大顺军队在京畿地区已经无法立足，被迫退入山西，留下精兵扼守固关。但是，李自成再次犯了战略错误，既没有亲自坐镇太原，而是渡过黄河，一路溜回西安，也没有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进入山西，加强防务。 此外，山西军政指挥更是一盘散沙，西撤之时，在固关留下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张天琳，在长治留下了刘忠，在太原留下了陈永福，在保德留下了唐通，在临汾留下来绵侯袁宗第，“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虽然留守兵力可观，但是容易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 五月十二日，清军结束追击，返回北京修整，占领京师附近地区，需要建立统治，因此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四、政权瓦解 大顺兵败消息传开之后，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发动叛乱，推翻大顺政权，山东、河南等地再度易手。当地官绅希望南明弘光朝廷能够出兵北上，但是弘光朝廷偏安江南，希望“借虏平寇”，不愿得罪清廷，于是淮河以北，拱手让人。 就连山西地区，也是叛乱四起。 五月初十日，原明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叛乱，“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根据时间推算，这时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区，却没有对这一雁北重镇发生的重大变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西撤。 姜瓖叛变投清之后，大同沦陷，大清先后招降代州、繁峙、崞县、五台，攻克静乐、定襄，太原以北，大清全部收入囊中。 八月下旬，唐通掂量形势，认为大顺难以抗衡大清，在保德州发动叛乱，甚至西渡黄河，攻陷府谷，建立据点，成为清军自陕北南下的重要跳板。 顾诚先生感慨，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太多错误，从年到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叛变投敌，导致局势逆转，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当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致土崩瓦解。 五、清顺决战 六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 六月十四日，派固山额真叶臣领兵收取山西； 七月初三日，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平定霸州、沧州、德州、临清之后，受命调往山西，会同叶臣合攻太原。 十月初三日，太原城破。 十月二十四日，多尔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 阿济格西征时，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调随征，“搜括无遗”之后，总兵力也只有八万人。而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是在同吴三桂部激战了两天之后，才被清军主力击败，兵力收缩到陕西一带迎战阿济格，胜负未知。 六月，李自成到达西安之后，四月时间，大顺政权具体做出哪些部署，已经无法得知。 此时，毫侯李过镇守延安，高一功镇守榆林，二人都是闯王亲信。此外，有迹象表明，当时李自成已经得到清军即将进犯陕北的情报，开始调动部队，如果能在陕北打一个大胜仗，必然能够影响华北局势，乃至全国局势。 《洛川县志》记载：“自成遗其部伪侯刘、贺、辜、高等来援。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浃旬。” 《白水县志》记载：“清顺治元年冬十二月，贼闯自同州逾白（水），北趋延安逆战。未几，复自延安逾白（水）同（州）。” 这两条材料证明，在甲申之冬，李自成统领西安地区的大顺军主力取道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白水，一直进到洛川，离延安已经不远了。如果清方战略计划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李自成、刘宗敏指挥大顺军主力，以及李过、高一功部陕北驻军，将同阿济格部清军决战。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廷改变了多铎部的进军方向，原因是驻守山西平阳（今临汾市）和河南西部的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反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顺军的怀庆战役是在清廷命将出师以前部署的。 十月初四日，在山西垣曲，大顺军二万余人向东推进； 同日，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县），又出现一支大顺军队伍，带有“许多旗织、马匹欲渡未渡”，有渡河进攻铜瓦厢的迹象； 十月初六日、十五日，清河南巡抚罗绣锦向朝廷先后发出了紧急求派援兵的奏疏，“马贼一万有余，步贼二万有余，后未到者还有五六万，要克取怀庆、卫辉等府，见今离怀三十里外扎营”，请求“速催马兵兼程前来协力扫荡，而战守俱有赖矣”。 十月十二日开始，怀庆战役正式打响，大顺军连续攻克济源、孟县，清怀庆总兵金玉和领兵出战，在柏香镇几乎全军覆没，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等均被击毙。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治沁阳县，清卫辉总兵祖可法连夜带领军队进入沁阳固守待援。 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意识到，如果分兵两路，让多铎按原定计划统军下江南，畿辅、山西、河南等地防守兵力严重不足，一旦出现叛乱，或是大顺东出，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多尔衮立即下令，多铎改变进军方向，南下改为西进，先解沁阳之围，然后进攻潼关，打开入陕门户，同阿济格部清军南北合击大顺军。 《洛川县志》记载，李自成、刘宗敏统领大军北上，走到洛川，忽然停留整整十天，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多铎部清军向潼关推进的消息，在北面和东面都出现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大顺军领导集团立刻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李自成只好顿兵不进，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哪边吃紧，就率领主力驰向何方。 顾诚先生感叹，怀庆战役虽然取得局部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两路清军主力，都被吸引过来，导致大顺政权腹背受敌。 清朝豫亲王多铎、智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在怀庆地区击败当地大顺军队后，在孟津县渡过黄河； 十二月十五日，进至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击败顺军。 十二月二十二日，推进到距离潼关二十里的地方立营。李自成得到这个准确情报，知道驻防潼关的巫山伯马世耀部下只有七千余兵马，难以抵御多铎，一旦潼关失守，西安在所难保，因此他亲自同刘宗敏、刘芳亮等大将，带领原拟赴陕北的大顺军主力赶往潼关。 清廷对夺取潼关的战略意义高度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十二月内，增派固山额真阿山、马喇希等统兵，经山西蒲州渡河协征，并且急调红衣大炮供攻关之用。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关战役开始，大顺军主将刘宗敏先战，失利。 次年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出战，又被清军击败；李自成亲自迎战，多铎全力反击，大顺军再次失利，步兵损失很多。 正月初五、初六两天，大顺军连续利用夜间袭击清军营垒，没有取得效果。 正月初九日，清方红衣炮军到达，神器在手，天下我有； 正月十一日，清军逼近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加强防守，清军先用红衣大炮轰击，随即大举进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清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大军，已经进入陕北。尽管李过、高一功在延安、榆林英勇抗战，但是阿济格为了夺取西安，留下大同总兵姜瓖率领一批明朝降将继续攻城，牵制陕北大顺军队，自己统领大军南下，直抵西安。 李自成深知，原驻西安主力部队已经调往潼关，如果继续硬拼多铎，西安必然会被攻破，大顺政权文武官员、将士家属、重要物资很难保住。 于是，在两路清朝大军的合击下，李自成决定放弃陕西，另寻出路。 正月十一日，潼关战役明显不利，李自成同刘宗敏、刘芳亮等人，率领来援主力奔回西安； 正月十二日，潼关失守，巫山伯马世耀伪降，后遭识破，七千大顺将士惨遭屠杀； 正月十三日到达西安之后，当天带领兵马、部分文职官员、家属、财物由西安经蓝田、商洛向河南撤退。 正月十八日多铎部占领西安，不久之后，阿济格部也到达西安。多尔衮命多锋部按原定计划进攻南京，阿济格部负责追剿大顺残余军队。 此时，大顺政权北方领土丧失殆尽，但是河南西南、荆襄四镇仍然在手。 大顺携带大量家属、财务，行军速度相当缓慢，从正月下旬到三月中旬，都在河南西南地区，阿济格穷追猛打，从三月到四月，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北承天、德安、无偿、富池口、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获得全胜。 三月下旬，大顺主力到达湖北襄阳一带。当时，李自成磨下士卒，有从西安、河南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兵员七万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希望抢在清军之前，攻占江南地区。 但是荆襄四镇统率白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荆襄四镇经过一年经营，已经比较巩固，实力不弱，而且想要保有江南，必须守住上游，退一步说，也可以阻止清军追击，如今主动放弃，蜜汁操作，实在不懂。 可惜，闯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至此，大顺地方政权全部瓦解，再次回到流动作战状态，既没有地方提供后勤供应，又需要保护随军家属。 经历几次大败之后，大顺军队锐气尽失，东进船只也被清军缴获，加之多铎逼近南京，占领江南这一战略意图无法实现，被迫改变进军方向，希望穿过江西、进入湖南。 五月初四，根据《通山县志》记载，“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但是命数不好，李闯亲自带人查看地形道路，遭遇当地团练袭击，混战之中，一代枭雄，身死国灭。 大顺残余军队虽然联明抗清，但是没能掀起多大水花。 盛极而衰，从占领大半中国、望风归附，到政权瓦解、兵败身死，仅仅一年时间。李闯失败原因，非常复杂，有战略上的、有军事上的、有人才管理上的、有自身性格上的，希望我们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全文完。 |
